@旁观组：为什么人们担心手中的钱会贬值？为什么一个新型大国无法说服市场相信其能力？又是什么在阻碍市场与政府达成共识？

中国的历史长，研究历史的人也多，尝试从历史中获得对当下行动的指南也从未中断过。比如，在总结经济增长的经验中就有一条，用发展来解决遗留问题，不是分大饼，而是去做更大的饼来解决问题。每当中国经济处在较困难时期，人们都会联想之前通过快速发展来解决问题的经验。而中国经济也没有让人失望，每次都能挽狂澜于既倒。

2013年后，各种新政陆续出台，中国要做“大国”了，而且是“新型大国”，人们再次燃起了复制历史的希望。其实，种种事实也没有令人们失望。比如，2015年11月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就是中国正在成为“新型大国”的重要一步。在人民币“入篮”这一普天同庆的时刻，本期待各大媒体报道各国政府纷纷表示将在各自外汇储备中增加人民币的持有量，不料随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和外汇储备减少的报道却频频见诸报端。人们在担忧焦虑手中钱的价值。

对此官方的态度鲜明。中国货币网特约评论员2015年12月14日撰文表示“人民币汇率有条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给出的理由也很多，共有四条：“首先，尽管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但从全球横向比较看仍属较高水平。其次，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仍持续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为我国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有利于节约进口支出，使得我国有条件保持一定规模的贸易顺差。今年前11个月货物贸易顺差已达5391亿美元。三是人民币加入SDR成为储备货币后，境外主体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规模将逐步增加，市场观察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新逻辑正在逐步建立。四是我国外汇储备充裕，财政状况良好，金融体系稳健。”

对此市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贸易大幅顺差的情况下，2015年12月末外汇储备较前一个月末减少了1079亿美元，超过预期。似乎表明人们仍在担忧。

官方表态句句是实，掷地有声；市场反应一意孤行，不依不饶。为什么二者存在显著分歧？恐怕还要观察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情势的演变。众所周知，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相对而言，真实利率虽然也在下行，却始终偏高。造成的结果是经济活动的利息成本在吞噬利润，债务负担不断积累，工矿企业不堪重负，濒临破产。这显著地反映在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在快速增长上，2012年末，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929亿元人民币，到2015年三季度末就攀升到11863亿元人民币，三年不到就增长了1.4倍。其与GDP的比例也从不足1%攀升到接近2%。作为经历了长期快速增长的大国，中国政府拥有大量资源，包括土地、矿产、巨额外汇储备和大量国有企业。这原本可以为解决本不严重的债务问题腾挪出充裕的时间。但是三年过去了，人们发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蔓延扩大之势，这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解决问题的信心。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外常规方法和中国特色的办法。常规办法是对失败的企业破产重组，失败的投资人承担风险，并被新的投资人取代，但企业照常运转，大部分工人照常上班，高管会丢了工作。有中国特色的办法是中央政府救助企业和商业银行，保障储户存款和国家税款，债权人和股东不会得到全额救助。同时重组相关企业，提高市场垄断能力，封存一些生产能力，大部分高管不会失业，部分工人下岗。

考虑到各级政府与各级国企的天然联系，不难看出，市场预期中国将采用有中国特色办法解决债务问题。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不一致。中央政府即便承担部分责任，恐怕也希望同时能避免地方政府形成总能“搭便车”的预期。在这方面，似乎市场和政府在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

如果要救助，那么中央政府兜底的办法不外增收节支、变卖资产、发行新债、增发基础货币这几条路。如果采用增收节支和变卖资产，就不会影响到人民币汇率，而如果采用发行新债和增发基础货币，就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相容。2015年底，人们等来了财政赤字率将扩大的消息，同时公私合营（PPP）的进展也没有超过预期的改进，这都预示着最终要么中央政府不救助或者少救助，要么即便救助也是通过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方式救助。无论何种前途，重新配置资产都不得不行。

此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采纳了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去产能”，目标是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玻璃等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品都是可贸易品。如果去产能，那么我国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将有所提高，这也意味着人民币真实汇率需要贬值。

如果奇迹发生，中国经济突然莫名其妙地重新加速了，摆脱了“新常态”，那么市场的担忧的确是杞人忧天。但也许我们永远等不到旧日重现。从这方面讲，人们既可能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正确的知识，也可能误读历史，走向事物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