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组：老资产阶级软弱，小资产阶级幼稚，乃是中国政治的现实。

中国传统的历史动力学是“五德终始”说。其说多认为始于战国时齐人邹衍的《终始》五十六篇。五德终始认为每个朝代帝王的运命有其在五行上所属的先天德性，再根据五行顺序推演出帝王更迭的循环论。按照邹衍的排法，五行中以土为首，“从所不胜”，依次为木、金、火、水。邹衍排列了他所在年代之前的朝代德运，为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并且预言取代周而统一天下的必是与水德相属的帝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了邹衍的说法，“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尚黑。”按照这种排法，汉代秦，当获土德。汉初公孙臣、贾谊、司马迁都赞同这个观点。汉武帝太初元年正式采用了土德。

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他认为自己是黄帝之后，当获土德。但是如果按照邹衍的学说，新代汉，当获木德。为了解决这个理论问题，刘歆《世经》顺势而出，提出五行相生的新说，并以木为始，依次为火、土、金、水。这样三代德运就需要重新排列，为虞土、夏金、殷水、周木。如果以汉承周，当获火德；新莽代汉，即获土德。这种排法的困难是无法与当时公认的秦获水德相调和。智慧的刘歆即提出“正闰”之说解决。断章取义《礼》《易》中所谓的共工“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东汉班固《汉书》则继承了“正闰”之说，认为共工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折腾了一圈，汉朝原来是获火德。虽然天意难测，新莽覆灭，光武中兴，但是为新莽造舆论的《世经》及五德正闰学说却被东汉政府接受，并成为宋金之前各朝代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来源。下表即根据《册府元龟》中的说法列出上古至宋金的德运。可以看出，该排法是取《世经》的“五德正闰”学说排列的。

五德终始说在宋朝就受到质疑，而金则是最后一个向“德运”寻求合法性的王朝。金宋灭亡，元明清登场。这些朝代的帝王就各自的合法性各说各话，但都没有再诉诸“德运”了。能被汉族接受的合法性学说逐渐变化为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鼓吹的“正统论”。其主张根据儒家经典裁断历史上王朝的合法性（“史书犹讼款，经书犹法令。凭史断史，亦流于史；视经断史，庶合于理”）。宋儒好议论，且劲头十足，个个有做帝王师，用道学思想改造中国，恢复三代辉煌的瘾。比如，欧阳修说“有道德以为正”，朱熹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郑思肖更说“中国正统之史，乃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儒家的道统成为在多元社会中汉民族的合法性理论依据。

应该说元明清三代，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与地球上其他地方间的贸易联系开始变得密切、频繁和不可逆转。中国步入了全球化时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有了世界意义。一个标志就是中国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或者说治统，已不是来自华夏上古，而是来自域外。比如，元以藏传佛教为国教，明以摩尼教起家，以民族主义笼络人心，而清则实用地用不同意识形态治理不同民族，同时采取民族隔离政策。不过这种情况远远谈不上稳定，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合法性危机。

“五德终始”说在理论上有妙处，很灵活，能解释改朝换代，反映了中国政治哲学的早熟。而始于宋的“正统”说在民族矛盾日甚一日的时代，不能说没有功劳。道学先生们很有原则性，严华夷之辩，以此凝聚人心，动员政治力量，维持华夏种族不失，有功。但是正统观念是一个静态的，甚至是退化的历史观。远古最好，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没有进化的动力，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普通人会有愿望去建设完美的大同社会。现实中全靠几个道德完人的榜样作用再加上普通百姓的“良知”维持世道人心。在这个静态社会里，意识形态虽然搞得不错，经济基础、政治法律制度却始终没跟上。在外部冲击下，造成屡仆屡起、宽幅震荡的格局。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又打破了本不稳定的合法性解决办法，合法性问题进一步尖锐化。之后很长时间都跳不出两难的框框：要么选“祖传丸散”的传统，要么选“奇技淫巧”的现代，再没有第三条道路。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才初步解决了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将随着生产技术的变迁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进而经历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与五德终始说相比，五种社会形态说不仅兼备灵活性和原则性，而且还可以描述人类社会中的不同人群间的关系，似乎高明一些。

下表把两种合法性学说与中国官方宣称的社会形态划分放在一起，作一个不贴切的类比。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中国既没有经历过典型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典型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还没有真正了结。阶级斗争究竟向什么方向演变不得而知。不过，不能否认，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先天缺陷，老资产阶级软弱，小资产阶级幼稚，乃是中国政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