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在80年代出现个新词叫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字面意思是：快从我家后院滚粗。对住址邻近的建设行为，根据环保风险和文化危害提出质疑，并予以阻挠，这样的人就叫做nimby。学者将这个词翻译成“邻避”，简单地音译过来，就是“你们别用”的意思。

 

凡有大型项目，邻避行为屡见不鲜。诸如化工工程的环保问题，城市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等等，都算是。究其根本，经济学将它解释成“外部性”。当环境要素或其它城市公共品的产权不明晰时，往往是这些资源的相邻居民更注重它们的价值，相应地也有更多的话语权。多数时候，大家如果比较满意现状，都不愿意周围的居住环境有太大的变化。这时，如果有外界力量看中了该区域的经济价值，要对现有的格局进行改造和建设，就会造到邻近居民的反对。

 

这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项目总体社会利益的核算与理解。一个是对邻近居民的补偿。总体利益显著，居民补偿有效，这样才能杜绝邻避行为的发生。

 

陶短房最近有一篇关于加拿大华人“邻避”的描述，讲的是2011年温哥华一些华人住户，看到附近要盖一座“临终关怀医院”，认为“不吉利”，物业要贬值，于是请愿反对，反而遭到了媒体和社会的一致谴责。显然，这些住户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但公众的理解是，医院的价值要大于他们的损失。住户争取不到公众的支持，他们的请愿只能以失败收场。相反地，大量成功的邻避抗议，基本上打的都是环保牌或是文化保护牌。因为，对公共品的争夺需要大量公众的介入，这里也包含“占领XX”或是“#人散步”之类的抗议，实质的效果是将政治平台拓展给所有利益相关者使用，大家充分竞争，才能达到资源有效地配给。

 

香港的填海取地，从来都有反对的呼声。海边的现有住户，美好的开扬海景，一下子被耸立的高楼遮住，这怎么能忍？所以，这些住户的楼前，反对填海的横幅常年飘扬醒目。那政府是否应补偿房价下跌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这也未必，或许很多住户在购房时已经可以预见到将来的填海，然而房价却被炒到虚高，对这些投资不确定性的补偿，就不必特别地慷慨了。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Edward Glaeser 格莱泽 前年出了一本书，叫 《城市的胜利》，值得一读。格莱泽的核心思想是说，城市天生就应该是拥挤的。它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得交流与合作变得更快捷，更便利。这个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使得城市的生产率要远高于松散化的经济体系。

 

美国硅谷成就了许多高收入年轻人，他们有了钱，也喜欢住到城市。虽然旧金山离硅谷路不近，但城市的诱惑仍然促使很多员工住到了旧金山附近。当然，一个原因就是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班车，这些班车豪华舒适，关键是wifi必备，车上可以休息办工两不误。Google公司的专线就叫做很俗的 Google Bus (GBUS)。然而，今年年初，大量市民纷纷上街到Google Bus旁举牌抗议。为什么？抗议者的原因是，这些硅谷新贵的到来，拉高了当地的房价，由于旧金山的租房户比例很大，很多人已经无法承受房租。房子就这么多，一代富人换旧人。旧金山没有户口的限制，交税一年就有居民资格，旧人只能将怒火撒到了富人“作恶”的交通工具上。

 

到底城市应该不应该严控人口？关于中国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规模控制问题，现在媒体上的讨论非常广泛。外来人口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城市当然不应该卸磨杀炉，将他们一推了之。这里还是一个利益补偿问题。

 

将北京和国际大城市比没有意义。住得宽敞，行得快捷，谁都喜欢？为什么要和拥挤的城市比较？城市要求限制规模的初衷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错不在外来人口，城市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减轻贫困，通过吸收农村人口降低收入差距。医疗、教育、交通这些供给不足，那是供给的问题，从需求来入手，无非是忽略利益补偿，压制弱势群体，以逃避城市管理者自己的责任。

 

外来人口进城，确实没有承诺，说是工作多少年后保证获得居民身份。但时过境迁，当城市可以进行一定的补偿时，还是应该尽力而为。外来人口的供给，以及较低的工资，与城市地位的稀缺有关，这里有着先天的歧视性。城市的职责不应该是榨干外来人口的贡献，而应该是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香港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菲佣市场。有明确契约规定，菲佣工作满7年也不能因此而取得永久居民的资格。然而，还是有诸如“Vallejos 诉人事登记处处长”案，显示着政府和民意的摇摆。这说明，对价值的判断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当社会有条件对曾经低估的价值进行修正时，我们应该积极拥护更平等的解决方案。

 

地球的资源有限，但我们能发明出城市供水系统，高层住宅，地下轨道交通。这些供给使得合理的城市规模可以不断扩大。我也相信，城市会让人生活得更好。